青未了丨赵德发作品赏读之27《小老师》：自爆家丑的勇气
李恒昌
赵德发的《小老师》又名《年代，我当乡村教师》，是他当乡村教师生涯的自述和追忆，属于“非虚构性”纪实文学。
年1月，该作品开始在《时代文学》第1期“国民记忆”栏目连载。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时，改为《年代：我的乡村教师生涯》。
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。作品给人最突出的感受是：讲真话，不文过，不饰非，有生活，有猛料。它虽然写的是人生经历，但重在烛照心灵；虽然只涉及短暂的教学人生，但折射整个人生；虽然是讲述个人经历，却是当时整个乡村教育的缩影；虽然写的只是教育，但又远远超出了教育范畴，反映了整个时代，甚至整个社会。
读《年代：我的乡村教师生涯》，很容易想起巴金的《自传》和《随想录》。虽然他们的内容完全不同，但在思想、灵*和精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。
“误人子弟”：对自身能力不足的正视，体现知耻后勇的精神。
赵德发并没有将自己的乡村教学经历视为一段令自己骄傲的“光辉历史”，而是作为一种“误人子弟”的经历长存于自己的记忆。最初，他曾将《年代：我的乡村教师生涯》定名为《误人子弟》，后来根据编辑的意见作了修改。在他的自述中，字里行间透露着对自己当教师能力和水平不足的正视。
当初他是因为“头脑聪明，成分也好，还是烈士后代”，在公社中心小学校长夫妻的提议下，经三个村的书记商量决定被推荐当小学民办教师的。“当老师是个好差使，整天待在学屋里，风不打头雨不打脸，要多好有多好！”论说，当父亲告诉他当老师的消息后，他应该非常高兴，并且赶紧去学校才是，然而，他却没有这样做。
“我抓挠着头皮说：‘我这点文化，怎么能当得了老师？’
“父亲说：‘反正要比小学生识字多。现在各村都缺老师，都是识仨教俩。’
“我明白‘识仨教俩’的意思，就是让认识三个字的人去教认识两个字的。但我想到教学的难处，站在那里犹犹豫豫。
“接了这份差使，我心里像揣了个驴驹子，既沉重又不安。我走到我睡觉的西屋，往床上一趴，心里念叨着‘识仨教俩、识仨教俩’，越念叨越是发怵。因为我的‘仨’，就像我们家春夏两季的粮囤，乏善可陈。
“那时的我，没有任何文凭。”
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临，不是考虑对自己的好处，而是考虑自己能不能胜任。这在当时，发生在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孩子身上，显得是多么珍贵。如果不是他而是别人，岂不早已“屁颠儿屁颠儿”的啦？
对于教学中“误人子弟”的具体行为，它也是毫不掩饰：
“我狐假虎威接着上课，让二年级学生写生字，给三年级学生讲乘数，是三位数的乘法。在黑板上列出算式，结结巴巴讲完，然后让学生做课本上的两道应用题：
“哥伦比亚人民在美帝和本国反动派的残酷压榨下，平均每天有个儿童被活活饿死。一年（按天计算）要有多少个儿童被活活饿死？
“美国垄断资产阶级，每天从黑人工人身上榨取超额利润万美元，每年（按天计算）榨取多少美元？
“一个学生问：‘老师，哥伦比亚在哪里？’
“这个问题难不倒我。虽然我没学过地理课，但从小就看我三姨用过的中学地理课本。我说：‘在拉丁美洲。’学生问：‘为什么叫拉丁美洲？’这一下把我问瘪了。我抓耳挠鳃，张口结舌。
“祸不单行，又一个学生开口了：‘美国垄断资产阶级……垄断是什么意思？’这个问题，把我问得更瘪。”
对自己知识的匮乏，他一点也没有回避。这样的“窘事”，放在其他自传作家那里，或许会被统统隐去。但赵德发没有这样做。
一个关于字帖的故事，可以窥见赵德发的胸襟。
“意想不到的是，我走下讲台巡视，发现有一些学生用的字帖不是我写的，上面的中楷圆润、娟秀、挺拔、整齐，比我写得要好上十倍！就连我的亲弟弟，也没用我写的字帖！
“这是对我的否定与羞辱啊，比喊我的小名还要严重啊。我面红耳赤，心跳加快，不敢再在课堂里来回走动，而是坐在讲台上假装看书。等到下课，学习委员把作业收上来，我抱回办公室里放着，觉得那是一大摞批判稿，每一张都在批判和控诉我这个老师的假冒伪劣。
“这个字帖是谁写的？我稍加端详，便猜到了一个人，那是退休校长宋世贵。我见过他写的字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他儿子宋家快，在我教的班里上三年级。
“放学回家，我问二弟：‘那字帖，是宋家快叫他大大写的？’
“二弟说：‘你写的字帖不好，有的同学叫宋家快找他大大写，他大大就写了。我也叫他写了一张。’
“见我脸色难看，二弟说：‘你写的就是比不上人家。’
“我只好点头称是。”
《年代，我当乡村教师》在《时代文学》连载时，李朝全先生在“主持人语”中指出：“作为一名才读了几年书就辍学的十五岁少年，他被时势推到了小学教师的位置上，硬着头皮去教那些与他同龄或比他辈分还高的学生，他感到了为难，感到了知识贫乏的羞耻，同时也激发了他的知耻近乎勇，发现并承认自己的不足，从此发奋努力，刻苦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赵德发的这段工作经历，实质上也是他自己的精神发育过程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历练，他后来才有可能成长为一名有影响的作家。”这样的点评，可以说十分中肯，也指出了问题的实质。
“自暴家丑”：对私心和不洁思想的披露，体现直面灵*的勇气。
他敢于自爆“女神”对自己的嘲笑。“我对自己的发言很自信，因为写出后给学区校长看过，他说写得可以。然而念着念着，忽听左前方有压抑着的笑声响起。我用眼睛余光一瞅，发现那是几个年轻女教师，都是未婚的大姑娘，坐在一张床的下铺上，一齐看着我笑，还捂住嘴怕笑出声音。其中一个特别漂亮，面色白嫩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是我心中的‘女神’。我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写得不好，还是念得不好？那时来不及多想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念稿子。然而，女老师们还是笑，那位‘女神’笑得特别厉害，让我几近崩溃，声音也抖手也抖。我此时后悔写这么长的稿子，居然三千多字，让我像跑三千米那么艰难。我趔趔趄趄终于跑完，急急忙忙爬到上铺，一头扎到我的铺盖卷上，自卑情绪像冷水一样浸透我的五脏六腑。我绞尽脑汁，猜想自己究竟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，竟然让她们笑个不停？
“我低头看见自己的腿脚，觉得找到了答案。我开会穿了一条旧裤子，因为是几年前做的，身体长高了它却不长，就把一段小腿暴露在外。天气渐凉，我按农村人习惯，不到冬天不穿袜子，又没有洗脚的习惯，两只脚背已经皴了，黑乎乎皱巴巴，非常难看。
“原因找到，我更加自卑，膀胱充盈也不敢下床，直到散会之后才敢去厕所。”
他敢于自爆因为“小气”不肯借裤头给最好的同事。“我们刚上了一个月的课，寒假到了。回家的头一天晚上，我们在教室里唱歌说话，很晚才回宿舍。胡怀美在路上扯扯我的袖子，让我停步，然后吞吞吐吐问我，能不能借给他一条裤头，回去穿着走亲戚。这事让我既惊讶又犯难。我早就发现，胡怀美每天都光着屁股睡觉。在那时，农村人不穿裤头是很普遍的现象，我是当了民办教师才穿上了裤头。我来学习时穿了一条旧的，到县城后又买了一条新的。胡怀美家里穷，兄妹八个，他发的民办教师补贴，可能是全部交给了父母。但是，裤头这玩意儿涉及个人隐私，我不想借给别人用。我就说，我的旧裤头破了，其实只有一条，没法借给你，你去买一条吧。他听了很是失望，回去脱掉衣服钻进被筒，闷闷不乐。”
赵德发事后对自己的“小气”感到了后悔。因为他不知道胡怀美第二天买没买裤头。几十年来，一想起这事赵德发就非常内疚。
他敢于自爆自行车挂牌时的私心。“翠娟走后，我和父亲发生一场争执。那时公安部门规定，买了自行车要登记领证。父亲让我去派出所办证，证上写他的名字。我听后恼怒，觉得自己是个堂堂的人民教师，骑着车子抛头露面，车本上竟然不写自己的名字，岂不是丢人现眼？我不同意，与他争吵。父亲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我气得跺脚，声泪俱下。后来父亲终于妥协：唉，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。
“其实，父亲让我写他的名字也有道理。因为买一辆自行车，就像今天买一辆小汽车，那是家庭中的一个大件。购车款中，虽然包括我每月交给父亲的部分工资，但主要是用了家里的钱，自行车产权归我，他不好向其他子女交代。当时，我只想到自己的面子，没想到父亲的难处。好在，弟弟妹妹没对此事提出异议，让我独享了这辆车。”
他敢于自爆私看私藏 投向大陆的宣传品。“突然发现路边草丛里有一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。捡起一看，封面上是一位美女的彩色照片，上面印有‘凤飞飞’三字。最右边，竖行排列着一句话：‘让三民主义飞向大陆’。
“我突然明白，这是国民*的空飘传单，便急忙将它扔到了地上。然而，凤飞飞还在那里向我微笑，让我挪不动脚。我看看四周无人，再次捡起装进衣兜，推着车子急急走掉。
“我捡到的这一本，交不交上？
“我犹豫了半天，实在舍不得，便揣到身上，回家藏了起来。结婚后我搬家进县城，依旧将它带上。”
要知道，当年藏匿国民*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品，是要治罪的。但他却偷偷藏了起来。
他敢于自爆当老师时偷看*色小说《少女之心》。“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古城联中有《少女之心》传入。暑假后的一天晚上，有一位刚分到这里的青年教师神秘兮兮地问我，想不想看《少女之心》。其实，早在年左右教育部门开会，领导就讲过，有这么一本*色小说，*性非常大，要求哪个学校发现了立即收缴、查处。我对那位青年教师说，你拿给我瞅一瞅，他就将一个笔记本拿给了我，说他是暑假里向别人借来抄下的。那篇小说不长，一万来字，内容是一个叫曼娜的少女，回忆她与表哥以及一位男同学之间的三角恋情。这小说，“*”就“*”在曼娜讲她的强烈性冲动，讲她对男性的深刻渴望，让我看了很受刺激。看完还给那位老师，我只说了一句：别传给学生。”这是他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为人师表教师的真实与良知。
他敢于自爆羞于写入日记的事情。年赵德发在未婚妻等人的劝说下，企图“混入”大学。对于这件事，他一直讳莫如深，轻易不敢提及，甚至不敢记入自己的日记。但是，在这部书中，他不再遮掩，也不再回避。他介绍了整个事情的经过，也说清楚了怎样依靠父亲获得的推荐名额，甚至填表时怎样“昧着良心”填写文化程度为“初中”。最后，他不仅没有为落榜而难过，而是为没有考上而庆幸。
这些内心的“秘密”，甚至说心中的不洁、不纯都被他一一写了出来，是对他人性的检验，也使他的人格在不完美中增添了应有的光辉。
真情实录，对社会现实和时代弊端的指陈，体现忧国忧民的意识。
《小老师》不仅写出了赵德发本人那个特殊时代的个人经历和人生秘密，而且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，从中让人们看到诸多鲜为人知、触目惊心的事情。
它准确形象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*治氛围。“每天早晨的学习，内容十分庞杂。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，学习上级要求学习的《共产*宣言》《哥达纲领批判》《法兰西内战》《反杜林论》《国家与革命》，学习《人民日报》《大众日报》上的重要文章，学习上级发的学习材料，学习县里公社里发的文件……一人读，众人听。读过一段，大家还要讨论讨论。
“吴芬老师说，革命来革命去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教了。她还说，她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学，用‘五环节教学法’。宋振潜说，他那时也用。吴芬说，没想到，过了几年就不让用了，说是修正主义的东西。前几年又让突出*治，要把突出*治落实到每一个小数点上。现在又是学工学农学*，文化还到底要不要了！”
“把突出*治落实到每一个小数点上！”一句话，道出了那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和教学上的最大悲哀。
“用红领巾做裤头”，揭示生活的无奈和时代的悲哀。“商店里有时会卖不要布票的裤头，这也成为一些不想光着屁股睡觉的年轻人的首选。有一位农村青年去县城买，见了漂亮女售货员心情紧张，他本来要问‘有不要布票的裤头吗’，却说成了‘有不要裤头的布票吗’。女售货员莞尔一笑：‘有，这里的布票，都是光屁股的！’他闹出的笑话，在我们县广泛传播。还有这样一件怪事：红小兵戴的红领巾特别畅销，因为不用布票就可购买。人们买回去，多是做裤头。我老婆年轻时在板泉公社综合厂缝纫店干，经常接这种活儿。如果巧妙拼接，两条红领巾可做一条三角短裤。她手法娴熟，面料一点儿也不浪费。她也想给我做一条，但因为还没结婚，不好意思送裤头，我才得以幸免，没让红领巾包在我的臭屁股上。后来，上级发现了红领巾热销的异常情况，发下通知，要求拿着学校介绍信才能买，让那些节俭之人大失所望。”
红领巾本是少先队员的标志，它只能戴在孩子的脖子上，如果不是被生活所迫，不是被没有布票所迫，谁会想到用红领巾去做裤头？
（本文摘编自李恒昌著《大地上的歌吟·赵德发创作评传》，时代传媒出版集团有限公司·安徽文艺出版社年8月出版，定价：62元。）
作者简介：李恒昌，男，汉族，铁道战备舟桥处*委书记，济南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济南市签约作家。先后出版文学作品10部。散文随笔集《爱之苍茫》获第八届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“精品工程”奖，文学评论《王小波小说误读》获第八届中国铁路文学奖。近年创作完成并陆续出版“当代作家创作评传系列”之《莫言创作评传》《王蒙创作评传》《铁凝创作评传》《张炜创作评传》《赵德发创作评传》等九部，主持创作大型组诗《泉城九歌：济南之诗》《大地飞歌：中国高铁组诗》、报告文学《：铁血舟桥》等。